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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為首頁查看翻譯:The old dreams were good dreams. They didn’t work out, but I’m glad I ha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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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長篇連載] 東方紅日第5卷偉人崛起第14章信仰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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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表于 2020-12-29 16:40:37 | 只看該作者 回帖獎勵 |倒序瀏覽 |閱讀模式
    莫非天邊星辰也夜不成寐,等待著那兩位沖破黑暗而來的趕路人——
      那是1920年2月的一個凌晨,說是凌晨,還有星光依稀,但路上仍是黑得瘆人。北京朝陽門,此時駛出一輛舊式帶篷騾車,在通往天津的土路上卷起了一路行塵。車上有兩位乘客,坐在車篷里的一位,40歲左右模樣,長袍外套著一件棉背心,頭上低低地壓著一頂呢帽,看上去像是個掌柜;坐在駕轅人旁邊的一位,年齡看上去要小一些,微胖的臉龐蓄著八字胡,戴一副金邊眼鏡,隨身的幾本賬簿,印成店家紅紙片子,像是一個年前隨掌柜外出收賬的賬房先生。
      此時,正值生意人在年底往各地收賬之際。
      誰也不知道,在這輛不起眼的騾車上坐著的掌柜和賬房先生,竟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思想界的兩個領軍人物——陳獨秀和李大釗。可他們為何要喬裝打扮、刻意隱瞞身份呢?又為何要冒著嚴寒、趁黑趕路呢?
    事情還得從前一天說起——
      陳獨秀從武漢回到北京,已經是下午時分。盡管一路勞頓,卻是沒有絲毫倦意。自1月底離開北京后,他先去了上海,因為正在籌辦西南大學的章士釗多次函邀他前去商議,原本說是在廣州見面,不知何故,章士釗卻到了上海。這倒是正好,陳獨秀應邀到武漢作學術演講的日期排在2月初,這樣也算是順路,先去上海,再順長江水路轉赴武漢。2月4日下午,陳獨秀冒雪抵達漢口,在此后的幾天里,先后在文華大學、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發表了題為《社會改造的方法與信仰》、《知識教育與情感教育問題》、《新教育之精神》的演講,直到2月7日晚間,才徑直去到大智門乘火車北歸。在這近十天的時間里,他對新思想新文化的研究和傳播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想約一些同道前來晤談。就在他鋪紙提筆的當口,卻響起了敲門聲。門開處,見一警察。那警察赫然質問:“你怎么不說一聲就離開北京?”其時,陳獨秀剛剛被保釋出獄不久。1919年6月11日,為了營救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陳獨秀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散發,遭到反動當局逮捕。全國輿論一片嘩然,各界強烈譴責北洋政府。懾于輿論壓力,京師警察廳不得不在三個月后釋放了陳獨秀,但陳獨秀的行動卻受到了嚴密的監視與限制。不過,此時的他還是大惑不解:他們是從哪里得到的消息?后來才知道,武漢的《國民新報》和《漢口新聞報》不僅報道了他的武漢之行,而且還“用大字刊出”了他的演講重點。在當時,他只是坦然作答:“家中有點急事,無須花費太多時間,就沒有通知你們。”那警察也沒多說什么,只是叮囑了一聲:“陳先生,您是剛被保釋的人,若要離開北京,至少要向警察廳關照一聲才是!”望著匆匆離去的警察的背影,陳獨秀頓時就有了一種不祥的預感:他們不會就此放過他!
      自己的寓所肯定是不能呆了。
      陳獨秀沒有猶豫,立刻去了也在北京大學任教的胡適的家中,倒是胡適清醒,陳獨秀與自己的關系人盡皆知,他的家中亦非久留之地。要不,就去找李大釗拿個主意?李大釗也知道自己是京師警察廳眼中的第二號“危險人物”,必定也在監視之中,但是,他可以將陳獨秀轉移到自己的老鄉、北大化學系教授王星拱家里去暫避,然后再作商議。
      這是事關中國革命命運的一個不眠之夜。在這個非同尋常的夜里,李大釗作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既然陳獨秀的一舉一動已經受到監視,在北京很難開展革命活動,那就不如轉移到環境相對寬松的上海去。此時,北京的火車站周圍肯定已經布下了密探,當然不能讓陳獨秀在北京乘火車南下。那么,又該如何不為人知地盡快離開北京呢?看來,只有一條路了,就是趕緊租一輛騾車連夜趕出北京,轉道天津,然后再乘火車或乘船前去上海。
      天津是李大釗的第二故鄉,他熟悉當地情況,于是,他決定親自護送陳獨秀前往。他之所以要坐在車外,是因為自己是河北人,講的是北方話,可以在沿途應對一切交涉,而陳獨秀卻是無論如何都不能開口的,一開口就難免會露出南方口音,遭來懷疑。
      再不能讓陳獨秀落入囹圄了。
    那輛舊式帶篷騾車出了北京前門,向天津方向駛去。
      車外的李大釗望了望車后的那一道轍痕,不由想起了與陳獨秀初次結識的情景:那是1913年冬,李大釗懷著愛國壯志來到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學政治本科。其時,陳獨秀正在日本東京攻讀法語。盡管都是章士釗的摯友,盡管都在章士釗編輯的《甲寅》雜志上撰文,兩人卻是互不相識。讓他們初次結識的起因是陳獨秀寫的 《愛國心與自覺心》一文。李大釗讀了,覺得陳獨秀的言論太悲觀了,怎么能夠認為就中國的現狀來說還不如亡國好呢?他曾經熱情贊頌過中國歷史上在逆境中對國家有所作為的人士:周文王被囚,乃演《周易》;左丘失明,乃傳《春秋》;屈原被讒,而作《離騷》《楚辭》;司馬遷遭受宮刑,遂成《史記》,因此,他寫了《厭世心與自覺心》,批評陳獨秀“厭世之辭,嫌其太多;自覺之義,嫌其太少”,然后寄給了章士釗,并且附上一信,希望章士釗能夠安排他與陳獨秀見面。說來也巧,這天,陳獨秀來到編輯部,章士釗就把還未發表的《厭世心與自覺心》和李大釗的信一并遞給了他。回家后,陳獨秀讀了《厭世心與自覺心》,覺得李大釗的批評是中肯的,同時又肯定了自己在對國家任人宰割進行反思,是一種對國家“深思摯愛”的表現,為此,他深受感動,立即揮筆給章士釗寫出一份便箋:“來信、大作讀畢,同意和這位大釗先生面談,請安排時間。”于是,李大釗與陳獨秀之間就有了志同道合的初次相見。說來也巧,陳獨秀早年曾經就讀的東京專門學校,就是李大釗眼下就讀的早稻田大學的前身,他們是校友,一個學兄,一個學弟……
    此刻,正在車內的陳獨秀也回望著車后的那一道轍痕,那一道轍痕印刻著他與李大釗之間的不解情分:1915年,他與李大釗先后回國,他在上海創辦了《青年雜志》(后更名為《新青年》),李大釗在北京創辦了《晨鐘報》,一刊一報遙相呼應,呈南北犄角之勢,開始大力宣傳民主與科學。1917年,隨著自己出任北大文科學長,李大釗也加入到北大文科教授行列,不久出任北大圖書館主任。從此,《新青年》就成為了陳獨秀、李大釗等共同主辦的新文化運動宣傳陣地;北大紅樓也成為了馬克思主義的宣傳中心。為了更直接參與政治,隨后他又與李大釗共同創辦了《每周評論》,在指導“五四”運動的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讓陳獨秀感懷不已的是,當他在“五四”運動中被捕,李大釗積極參與了營救,他終于獲釋后,李大釗還特地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白話詩《歡迎陳獨秀出獄》:“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究戰不勝真理。什么監獄什么死,都不能屈服了你;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相別才幾十日,這里有了許多更易:從前我們的‘只眼’忽然喪失,我們的報便缺了光明,減了價值;如今‘只眼’的光明復啟,卻不見你和我們手創的報紙!可是你不必感慨,不必嘆息,我們現在有了很多的化身,同時奮起;好像花草的種子,被風吹散在遍地/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有好多好青年,已經實行了你那句言語:‘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他們都入了監獄,監獄便成了研究室;你便久住在監獄里,也不須愁著孤寂沒有伴侶。”
      而在眼下,又是李大釗不顧個人安危,挺身而出,親自護送自己離開險惡之地……
    那輛舊式帶篷騾車一路南行,經廊坊轉道天津。
      北京至天津,大約一百五十多公里,坐騾車趕路,需費時兩天。兩個同路人,一路顛簸,一路風塵,一邊趕路,一邊交談。歷史為陳獨秀和李大釗提供了一次可以更廣泛交流、更深入溝通的機會,也給后人留下了一個“南陳北李”在這段行程中“相約建黨”的猜想。
      其實,陳獨秀和李大釗之間關于建黨早有“相約”。
      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
      早在1918年下半年,即十月革命還不到一周年的時候,李大釗就連續發表了《論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勝利》《布爾什維主義的勝利》等論文,滿腔熱忱地謳歌社會主義革命“是使天下驚秋的一片桐葉”,“由今以后,到處所見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戰勝的旗。到處所聞的,都是布爾什維主義的凱歌聲……試看將來的全球,必是赤旗的世界!”而陳獨秀也發表了《二十世紀俄羅斯的革命》一文,指出十月革命的偉大歷史意義,他說:“十八世紀法蘭西的政治革命,二十世紀俄羅斯的社會革命,當時的人都對著他們極口痛罵,但是后來的歷史家,都要把他們當作人類社會變動和進步的大關鍵。”
      假如說,陳獨秀于1919年1月在 《除三害》一文中提出組織“有政見的有良心的”政黨時并沒有明確是何種性質的政黨,那么,在三個月之后,陳獨秀和李大釗在他們聯手創辦的《每周評論》上刊登《共產黨宣言》第二章“無產者和共產黨人”中關于綱領中的一段:“勞工革命的第一步,我們最希望的,就是把無產階級高舉起來,放他們在統治地位……”,就可以看作是他們對組建共產黨的共同認識,也可以認同是他們之間的一種“相約”。
      而這種“相約”很快就體現在了“南陳北李”遙相呼應的建黨準備之中:
      1920年2月,陳獨秀等人在上海發起組織上海工讀互助團;1920年3月,北京工讀互助團也相繼成立。工讀互助團擬定了實施步驟:“第一步鞏固團體的基礎;第二步擴張我們的團體,實行主義的宣傳;第三步聯絡各處的同志,結成一個大團體,實行世界革命。”
      1920年3月,李大釗在北大成立“馬克思學說研究會”;1920年4、5月間,陳獨秀在上海成立“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兩個研究會的建立,既為建黨作了理論上、思想上的準備,也為建黨作了組織上的準備,是實現建黨的第一個也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步驟。
      盡管在以后的歲月里,“南陳北李”再沒有過像在京津道上那樣可以暢談的機會,但是,心心相印、心心相約的那一道轍痕始終都在延伸。
    在那一道轍痕的延伸中,走來了一個我們絕對不能不提到的人,那就是由共產國際派遣而來的維經斯基,作為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他直接走進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歷史進程。
        1919年3月2日—6日,在列寧的親自組織和領導下,共產國際一大在莫斯科克思姆林宮舉行。來自歐、美、亞三大洲20多個國家的共產黨和右派社會民主黨的52名代表出席了會議。大會決定發動各國人民革命,以擾亂干涉軍的后方。大會通過了《共產國際行動綱領》、《共產國際宣言》和列寧所作的《關于資產階級民主和無產階級民主以及無產階級專政的提綱和報告》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共產國際即第三國際的建立,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重大事件。它標志著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
    共產國際設執委會和執行局兩大機構,列寧當選為執委會主席,季諾維也夫任執行局書記。
    各國共產黨都是共產國際的當然支部。
    自此,列寧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導師和領袖。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爭,是國際共運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從1921年起到1943年共產國際解散的22年中,中共一直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因此,中國革命史上的許多重大事件,都必然地打下了它的烙印。
    共產國際成立后,為了推動世界各國無產階級革命斗爭的發展,針對許多國家尚未成立共產黨這一情況,共產國際把幫助各國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建立馬克思主義政黨當作自己的一項重要任務。
    由于共產國際成立之前,北洋軍閥政府下令封閉了中俄邊境,斷絕了中俄交通,使中國的早期革命組織未能派代表參加共產國際成立大會。盡管如此,有關共產國際成立的消息還是通過報刊電臺等新聞媒介傳到了中國,給正在尋求救國道路的中國人民以極大的鼓舞。李大釗為此專門著文,歡呼共產國際的成立。與此同時,五四運動的爆發,中國工人階級登上了歷史舞臺,這些情況也通過各種途徑傳到了歐洲,引起了共產國際和列寧的密切關注。
    所以,就有了維經斯基(漢名吳廷康)“記者團”的中國之行。
    北洋軍閥害怕十月革命,更害怕經過五四運動洗禮的中國燃起類似十月革命的革命烈火。因此,他們拼命撲火,哪怕是一點火星、一點火種。
    1920年4月雖是暮春季節,但卻朔風凜冽,春寒料峭。即使如此,濃濃的春意仍闖過寒風,直往人們心中流入。
    北大教授、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請俄文系教授鮑立維代表他去迎接春天的使者。鮑立維到北京火車站迎接到了北方來的客人,維經斯基一行。
    維經斯基一行,名義是“記者團”,實際是俄共(布)小組,是經共產國際批準,由俄共遠東局海參崴書記處的領導人之一威廉斯基·西比利亞科夫派遣來的。“記者團”又像旅行團,維經斯基、夫人庫茲涅佐娃,秘書馬馬耶夫、妻子馬耶娃;翻譯楊明齋(俄籍華人、俄名馬邁耶夫)。隨后從海參崴趕來的薩郝揚諾娃和從哈爾濱趕來的斯托揚諾維奇·伯格曼,也都是俄共(布)黨員,協助“記者團”進行工作。
    當時,維經斯基的公共身份是籌辦“俄華通迅”社的俄文《生活報》新聞記者,實際上他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了解中國國內的情況,考察在中國建立共產黨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北方來和這客人是在履行共產國際交給他們的重要使命。而共產國際的組織者和領導者列寧,則是第一個把眼光投向中國的世界偉人;他通過五四運動,看到了中國的未來和希望。
    列寧的眼光,是真正無產階級導師和戰略家的眼光。
    維經斯基肩負列寧交付的重要使命,來到了中國。
    維經斯基,原名格里格里·納烏莫維奇·札爾欣(沃依琴斯基),又譯維金斯基,在華期間化名吳廷康,筆名魏琴、衛金等。俄國人。是共產國際幫助成立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人。
      1920年1月到海參威參加共產國際的工作。3月經共產國際同意,受俄共(布)西伯利亞局東方民族分部的派遣率領3名俄籍人來中國,4月到北京,結識李大釗、張太雷。后赴上海,會見《新青年》主編陳獨秀和《星期評論》編輯戴季陶、李漢俊、沈玄廬等,向他們介紹十月革命和蘇維埃情況,幫助創立中國共產黨。1920年11月在上海會見孫中山,暢談中蘇關系和蘇維埃制度。次年1月離華回國。1927年5月參加中共“五大”。7月回國后被罷黜在共產國際的工作,到全俄農業合作社工作至1929年,后從事教育工作。1953年在莫斯科病逝。這是后話。
    鮑立維奉李大釗之命,迎接到吳廷康(維經斯基)和夫人,才走了幾步路,就有幾條嗅覺靈敏的北洋警犬似乎聞到了什么,立即在他們一行后面暗地跟蹤。
    鮑立維是聯共(布)黨員,以文化聯絡員身份來華工作,先在北京大學俄語系任教授。鮑立維在北京任教期間經常與李大釗接觸,語言溝通上存在障礙,急需一名英語翻譯。因鮑通曉英語,又與華北明星報社社長、北洋大學法科教授福克斯相識,因此在他與福克斯會面時提出了緊迫的請求。福克斯當即應允,愿幫其忙。
      張太雷當時在華北明星報社任翻譯兼編輯工作,于是福克斯便將他報社最優秀的一名翻譯推薦給了鮑立維。其時,鮑立維受黨組織派遣剛從海參崴到達天津,以天津為窗口,了解中國的國情。在福克斯的力薦下,兩人在天津見了面。鮑是漢學家,懂漢語言文字,但只會文字表達,而口語交流不暢。自結識了張太雷后,鮑立維經常去天津張太雷處了解情況,進行多方面工作。
      1920年秋,胡政之被聘為天津《大公報》副刊編輯,邀瞿秋白、耿濟之、沈穎等俄文專修館的同窗吃飯。此后不久,瞿秋白與沈穎同赴天津,采訪鮑立維,瞿的俄語說得相當流利。1920年10月16日,張太雷在天津與即將赴俄的北京《晨報》、上海《時事新報》記者瞿秋白長談,瞿當晚就住在張太雷處。在場的還有五中(即現在的省常中)同學吳南如(即吳炳文)。同窗相聚,自有一種難以割舍的同學之情,當夜自是一個不眠之夜、促膝長談之夜。吳南如等人的回憶文章中透露的談話內容不多,瞿與張太雷的徹夜長談的內容就更是無人知曉的了。
      更為可惜的是,鮑立維與張太雷的頻繁接觸,幾乎沒有什么文字記載。鮑本人更是守口如瓶。迄今為止,尚未見到鮑的任何回憶文章,更未見載于前蘇聯檔案中關于鮑立維和張太雷接觸情況的匯報。
      鮑立維在華期間因貪污公款受到黨內處分,后聯共(布)派伊文到北京大學來,調鮑到加拿大去工作,鮑立維沒有接受組織上的調遣。在這樣的情況下,鮑立維又去了天津,后移居國外,不知所終。張太雷深知其事,從此再沒有與鮑立維有任何組織上的聯系。
      據說,鮑立維先移居香港,后從香港去了澳大利亞,最后又去了美國。他在美國期間也沒有留下片言只字。自此,最先來華工作的聯共(布)黨員,連同中共早期的建黨史料,永遠地淹沒了。此乃后話,不提。
    鮑立維牢記李大釗的囑咐,裝作與吳廷康談生意。專揀人多的地方邊談邊走,從容應付,終于擺脫了特務的釘梢。
    鮑立維盛情款待了二人后,又在寓所約李大釗來見,雙方經鮑立維介紹,熟同家人,當晚俄共(布)小組都在鮑立維寓所會齊,過了幾天,薩赫楊諾娃、斯托楊諾維奇二人也來會合。
    在1920年4月初,維經斯基首先走進了北大紅樓這一座用紅磚建成的建筑,走進了紅樓一樓東南隅的兩間西向的屋子。這是北大圖書館的所在地,也是北大圖書館主任李大釗辦公的地方。維經斯基對中國的五四運動早有耳聞,而李大釗對十月革命后的信息又格外關注,因此,在幾次座談會上報告了十月革命以后的實際情況及其對外政策后,維經斯基直接就對李大釗說,中國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這是中國革命的當務之急。維經斯基的這個想法與“南陳北李”的“相約”不謀而合,李大釗自然十分認同和向往。但是,既然“相約”,就須“相謀”,在李大釗看來,作為建黨的發起人和組織者,沒有任何人比陳獨秀更具有凝聚力和號召力了。因此,李大釗立即寫了一封信,介紹維經斯基去上海同陳獨秀商談。
    在紅樓,維經斯基與李大釗談得非常融洽。隨后,他們將談話范圍擴大到張國燾、鄧中夏等五四運動的骨干分子。維經斯基是個老資格的布爾什維克,口才很好,通曉俄、英、德三國語言,可以用英文同大家直接對話。他全面介紹了蘇俄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制度,生動地描繪了新型社會主義的輪廓,令李大釗和他的學生熱血沸騰。
    吳廷康、李大釗在北大紅樓幾次密談、磋商,并在李大釗主持下與在北京的一些進步人士和具有初步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青年進行了多次座談,使吳廷康對中國革命問題有了更透徹的了解。吳廷康興奮已極,覺得這比在遠東局看過的所有資料都要具體得多、生動得多,特別是陳獨秀、李大釗分別已經在上海、北京進行建黨準備工作的突破性進展,使吳廷康喜出望外;原來五四運動就是馬克思主義指導下的反帝、反封建斗爭,原來馬克思主義和十月革命在中國產生了那么深刻的影響。
    維經斯基既溫文爾雅,又直言不諱。通過楊明齋的翻譯,他對李大釗表達了他和俄共(布)的意思:“共產國際和列寧同志都對中國共產主義的斗爭表示極大的欽佩和寄予極大的希望。中國應該有一個像俄國共產黨那樣的組織。我們渴望能早日見到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
    “我可以告訴維經斯基先生,在中國,黨的組建工作,實際上已經在醞釀過程中了。黨的名稱還沒有商定 ,我建議維經斯基先生,盡早與陳獨秀先生見面。”
    “(不明白地)陳,獨,秀?”
    “我們不清楚陳獨秀,伯格曼同志,還有北大的俄籍教授鮑立維(柏烈偉)都只介紹過你李大釗同志。”
    “不,我跟陳獨秀先生還是不一樣,陳獨秀是中國最有號召力的刊物《新青年》的創辦人和主編。”
    一個月之后,楊明齋便帶著維經斯基走入前大門火車站,坐上了南下的火車,很快抵達上海。
    在1920年4月下旬,拿著李大釗親筆介紹信的維經斯基走進了上海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這里,原先是安徽都督柏文蔚的住處,恰好柏文蔚搬離上海,而陳獨秀又曾經當過他的秘書長,因此,就成了陳獨秀寓所。隨后,《新青年》從北京遷來上海,這里同時又是《新青年》編輯部。對于維經斯基的到來,陳獨秀十分高興,他坦誠地對維經斯基說:“我同李大釗相約,在南北方聯手共建中國共產黨,你們的來訪正是求之不得。”
      維經斯基與李大釗和陳獨秀的會面,加快了中共建黨的步伐。1920年6月間,陳獨秀、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陳公培等5人在環龍路老漁陽里2號(今南昌路100弄2號)陳獨秀寓所聚會,決定成立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初步定名為“社會共產黨”,會上起草了具有黨綱、黨章性質的若干條文,確定通過老農專政、生產合作達到社會革命的目的。8月征詢李大釗的意見后,正式定名為“共產黨”。這是中國共產黨第一個早期組織,由于實際上起到了各地組織發起的作用,亦稱“中國共產黨發起組”。
    作為李大釗與陳獨秀的聯絡人,北大學生張國燾經常來往于京滬之間。
    2月中旬,許德珩來找張國燾:“特立,走,我們一起去給仲甫先生找住處。”
      1920年5月初,張國燾辭去中華全國工業聯合會協會總干事之職,重返北京。第二天,他去看望李大釗,敘述了自己在上海的各種經歷,慨嘆地說:“這四個多月的流亡生活,幾乎使我成了一個學生政客。”
      李大釗特別關心陳獨秀在上海的建黨情形以及上海方面宣傳、研究馬克思主義的近況。張國燾一一作了介紹。在談話中,張國燾得知李大釗已經組織了馬克思主義學說研究會,吸引了一批學生運動中的積極分子,如鄧中夏、高君宇、黃日葵、何孟雄、范鴻劼、朱務善、羅章龍、劉仁靜等,當即向李大釗提出加入這個組織。李大釗欣然同意。
      此后一段時間,張國燾經常和李大釗以及其他傾向社會主義的同學保持密切聯系,研究馬克思主義學說和俄國革命的經驗。
    那時的北大圖書館設備還很簡陋,地方不算寬敞,圖書也不夠齊備,但已甚具吸引力。常常擠滿了人,其中以搜索新奇思想的左傾者占多數,少數的社會主義書刊往往借閱一空。休息室中,三五成群的青年高談闊論,馬克思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是他們的主要話題。
      圖書館主任室有兩間房,一間是李先生的辦公室,另一間是接待室。那接待室是當時社會主義者和激進人物薈集之所,還有好幾次舉行過人數頗多的座談會,辯論得很是認真。我在那里扮演著李先生的主要配角。我經常在那里閱讀,有時與人接談。李先生因事不在時,我就代他負招待之責。1920年,這間圖書館主任室的馬克思主義色彩,就這樣的日益濃厚起來。
    正是由于北大圖書館成為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中心,又由于圖書樓涂著紅色,這里被師生們稱為“紅樓”。
      張國燾將大部分時間花在紅樓里。他貪婪地閱讀著社會主義的書籍,如《馬克思資本論入門》、《政治經濟學批判》、《哲學的貧困》、《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此外,他對德國社會主義運動史和英國工人運動史的書籍也有過一些涉獵。
      中國進步青年熱切地追尋著歐洲共產黨的足跡,共產國際也密切地注視著東方睡獅的蘇醒,希望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國能誕生共產黨組織。但是,他們并不了解中國,鬧出了很多笑話。在列寧主持的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上,中國社會黨黨魁江亢虎受到潮水般的掌聲和震耳欲聾的歡呼。當他們弄清楚江亢虎的主張是“三無主義”(無宗教、無國家、無家庭)時,只好沮喪地踢開這個冒牌貨,重新尋找真正的共產主義者。
      1920年,“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中國徘徊。”
        8月底,陳獨秀要張國燾將上海的建黨意見轉告李大釗,即“上海小組將負責蘇、皖、浙等省的組織和發展,希望李大釗從速在北京發動,先組織北京小組,再向山東、山西、河南等省和天津、唐山等城市發展”。李大釗隨后復信說,“上海所擬議的要點都是切實可行的,在北京可以依照著發動起來”。10月,北京共產黨早期組織在李大釗的辦公室正式成立,最初成員只有李大釗、張申府和張國燾三人,由李大釗任書記。在11月底改為中國共產黨北京支部時,又有一批先進分子加入,包括鄧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繆伯英、范鴻劼、朱務善、李駿、張太雷、李梅羹、宋介等人。
      “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星照古今。”這是五四運動和中共創立時期盛傳的一首嵌名詩。當陳獨秀和李大釗兩人幾乎同時讀到這首詩的時候,他們不約而同地想起了那一夜的出行,想起了天邊的星辰,想起了星光下的那一道轍痕……
    那一道轍痕正在延伸,而且將無窮盡地延伸。
      李大釗連續在報刊上發表文章,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大造輿論,指出:“所以我們現在還要急急組織一個團體。這個團體不是政客組織的政黨,也不是中產階級的民主黨,乃是平民的勞動家的政黨,即是社會主義團體。”陳獨秀也同時在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而大聲疾呼:“只有以共產黨代替政黨,才有改造政治底希望。我以為共產黨底基礎建筑在無產階級上面,在理論上,自然要好過基礎建筑在有產階級上面用金力造成的政黨。”
      上海共產黨發起組和北京共產黨小組相繼成立后,全國各地群起響應——
      從1920年秋到1921年春,全國及海外先后成立了上海、北京、武漢、長沙、廣州、濟南、旅日、旅法等8個共產黨早期組織。各地早期黨組織的相繼成立,為正式成立全國統一的中國共產黨奠定了堅實的組織基礎。
      二十七歲的維經斯基,從1920年4月初率“記者團”來到北京,4月末來到上海,年底來到廣州,十分圓滿地完成了俄共(布)遠東局交給的使命:“同中國的革命組織建立聯系”,“組織正式的中國共產黨及青年團”。
    與此同時,中國共產黨歷史上的第一份黨內機關刊物——《共產黨》月刊也應運而生,在黑暗的中國,第一次樹起了“共產黨”的旗幟,第一次喊出了“共產黨萬歲”的戰斗口號。
      然而,所有的一切都不是一帆風順的。
      當1920年2月的那輛騾車還在人們的思路上繼續行進時,誰也沒有想到,同樣的一輛騾車竟會出現在李大釗最后的歲月之中:1927年李大釗被反動軍閥絞殺,1933年,北平地下黨組織為他舉行了公祭,送葬隊伍的最前面擎舉著一副巨大的挽聯,上聯是“為革命而奮斗,為革命而犧牲,死固無恨”,下聯是“在壓迫下生活,在壓迫下呻吟,生者何堪”,橫批是“李大釗先烈精神不死”!就在公祭后準備下葬時,一輛匆匆駛來的騾車出現在了送葬的七百多人的各界人士面前。這輛騾車進入墓地后,趕車人拉開布簾,從車上抬下了一塊石碑,碑上刻著“中華革命領袖李大釗同志之墓”。
      這是李大釗一生中的“最后一輛騾車”。但在中國革命的征途上,卻沒有“最后”,也不可能有“最后”。共產黨人的一生可以是短暫的,但把無數個共產黨人的短暫的一生連接起來、延續下去,就是長長的征途上的長長的轍痕。
      車轔轔、馬蕭蕭,將永遠應驗著、印證著中國共產黨人最最堅定的信念:信仰,永遠在路上;初心,永遠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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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發
    發表于 2020-12-29 23:08:38 | 只看該作者
    老師通達黨史。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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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板凳
     樓主| 發表于 2020-12-30 18:30:13 | 只看該作者
    塵浮 發表于 2020-12-29 23:08
    老師通達黨史。贊。

    謝謝老師點贊鼓勵,編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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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板
     樓主| 發表于 2020-12-30 18:30:39 | 只看該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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